中央财政为文物保护加砖加瓦
据了解，十二五期间，我国文物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文物保护、管理和利用水平不断提高，文物资源普查、文化遗产保护、考古发掘、博物馆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
成就的背后是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十二五期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文物支出1404亿元，年均16.51%。其中，中央财政文物支出607亿元，年均17.1%，各类文物保护项目实施2万多个。
文物保护显著改善
保护文物在当代有益。近五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南水北调、西气东输等一系列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相继实施，文物保护与开发建设的矛盾日益突出。面对复杂而艰巨的文物保护新形势，我国文物保护始终坚持保护第一、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
根据相关数据，在十二五期间，文物部门通过系统梳理文物资源，基本了解了文物的家庭背景。目前，中国已注册了7672多件不可移动文物。截至今年2月底，已注册国有可移动文物4700多万件（套），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296个，国家文物资源数据库和文物身份证体系基本完成。
全国文物保护工作在摸清文物家底的基础上，扎实推进。近五年来，大量重要的不可移动文物得到有效保护，大足石刻观音雕像、承德夏季别墅及周边寺庙等重点保护项目成功完成，长城保护重点项目如期完成，全面推进故宫、正定古城、武当山古建筑等重点维修项目；在移动文物保护方面，800多个移动文物修复和博物馆收藏预防性保护项目，收藏文物4万余件。
此外，以150个大遗址为支撑的大遗址保护模式基本形成，24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成开放，水下文物保护机构、设备建设和考古调查取得突破，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申报连续13年，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48个，居世界第二。
记者从财政部获悉，为支持文物保护，财政部从2013年开始整合多个文物保护项目，设立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补贴资金，从2012年55亿元增加到2015年75亿元；2013年至2015年安排220亿元。
在中央政府增加投资的指导下，各地的文物保护投资也在增加。以山西省不可移动文物数量最多的山西省为例，十二五期间，山西省文物保护专项资金从2011年0.33亿元增加到2015年1.3亿元，增加2.93倍。
文物资源成为经济发展的新亮点
近五年来，在不断加强文物保护的基础上，中国不断创新文物资源利用模式，特别是文物保护与新城镇化、美丽农村建设、扶贫发展相结合，逐步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亮点。
支持传统村落保护。2014年至2015年，中央财政整合相关财政资金53.7亿元，支持1500个传统村落的保护，加强对传统村落的保护，提高相关资金使用的整体效益。截至目前，第一批51个国家保护和省级保护集中传统村落保护利用项目已全面启动；第二批100个项目也已启动。其中，云南哈尼梯田、浙江松阳传统村等大量文物资源已成为游客喜爱的旅游目的地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加强对革命文物的保护。近年来，文物系统有效保护了445个延安革命遗址和江西8个市54个县的革命遗址，通过延安革命遗址群保护升级工程、赣南等中央苏区革命遗址修复保护工程。红色旅游的蓬勃发展为革命老区的振兴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为全面推进新疆、西藏文物保护规划和重点项目，中央财政近五年投资28亿元，近五年投资1.5亿元，抢救、维护、保护一批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繁荣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让更多的人分享文物保护成果
近年来，在深入挖掘文物历史内涵和时代价值的基础上，中国博物馆为社会提供了大量具有鲜明教育作用、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展览。例如，故宫博物院的石渠宝藏和南昌汉代的文物展越来越受到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的青睐。
近年来，中国博物馆掀起了大力研发文化创意产品的浪潮。中国国家博物馆福如意行李标签、故宫珠耳机、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健康枕系列产品……这些引人注目的文化创意产品不仅满足了公共文化的需求，有效提高了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力，而且激发了历史文物资源的活力，使文物资源真正生存。
中国国家博物馆党委书记、副主任黄振春表示，博物馆是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中国梦的自然地位和重要窗口，通过展览，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服务，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丰富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精神文化生活。
在全国推进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博物馆被广泛视为共享文化成果的重要手段。陕西省副省长王丽霞表示，陕西省不断加强博物馆免费开放，大力加强市县博物馆建设，努力丰富博物馆教育职能。目前，陕西省共有241个博物馆，县（区）博物馆覆盖率88%，每15万人占有一个人均博物馆，国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1个，省级30个。同时，将博物馆教育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建设中国首个综合数字博物馆和中国首个省级文化创意电子商务平台。
据统计，目前我国博物馆总数为4510家，每年举办展览2.6万次，举办文化讲座和青年教育活动20多万次，年均接待观众7.2亿人次。其中，中央财政专项资金对1822个免费开放博物馆补贴205亿元，有效提高了博物馆和纪念馆的数量、质量和服务水平，有效促进了文物保护与利用的结合，充分发挥了文物资源的社会教育功能。
